抗战时期的《大众报》和《江南》半月刊（贰）

油印时期的《江南》为32开本，最初是东路特委的综合性刊物。1939年5月，创刊于无锡梅村，以无锡各界抗日联合会的名义出版，在梅村及周边村庄流动油印，发行到各群众抗日团体。不久，该刊迁至苏州吴县太平桥、横泾等地后，改以无锡、吴县两县各界抗日联合会名义出版，一般只印100多份，有时还不能定期出版，11月后停刊。1940年3月，《江南》复刊于常熟县董浜。5月，归属于江南社领导后成为东路军政会的机关刊物。7月，改为铅印后为16开本，封面采用双色套印，发行量在200本左右。

1940年10月，苏常太抗日根据地进入兴盛时期，文化宣传工作空前活跃，《大众报》也更具新意。11月7日，出版了八开四版套红印刷的第136号《大众报》，报头字改用毛泽东的手迹，落款“毛泽东”三字则选用毛泽东《论持久战》一书封面上的签名字体。报眼处刊登了醒目的宣传标语，并在第四版的正中刊登了斯诺所摄的毛泽东半身照片，下面特注上了“中国革命导师毛泽东”字样，使根据地军民虽然身处苏南敌后却有着与伟大领袖并肩战斗的亲切感与使命感。这期《大众报》还特辟了两个专栏，刊登了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司令兼政委谭震林（当时化名林俊）的《东路一年》、东路特委书记张英的《从十月革命说到东路自卫会》等文章。该报还轮流刊载了近百期“大众园地”、“江南文艺”、“战地”三个文艺副刊。改版后的《大众报》印量亦从3000余份增至8000余份，最多时高达13000余份，影响遍及江南各地。

而此时的《江南》内容也非常丰富，开设的栏目有：论坛、问题讨论、工作研究、工作指导、工作报告、实践大学、资料室、转载（主要转载中共领导人及党中央报刊杂志的重要文章）、文艺等，发行量最多时也增至到4000册左右。

为躲避日军扫荡，江南社将印刷机器和设备安装在从日伪军处缴获的一条十余吨大木船上。在这条大船的带领下，有十一、二条船前后衔接，在密如蛛网的水乡地区隐蔽流动印刷。在这些船上，包括编辑、出版、发行、总务四个部门和一个图书馆在内，共有100余人，被称为“敌后水上印刷厂”。

“水上印刷厂”除排印《大众报》和《江南》杂志外，还担负着排印上级机关文件、政府公告、抗战传单、抗战歌曲、财税票据等任务，并翻印过毛泽东、刘少奇、陈云等领导人重要著作的单行本，为东路地区的抗日军民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后，江南敌后的斗争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3月间，江南社奉命从苏（州）、常（熟）、太（仓）西迁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地区。江南印刷厂随即移至锡北的后二房、旗杆下两村，这里是澄锡虞中心地区，离新四军十八旅旅部也只有二三里路，比较安全。4月18日，《大众报》复刊，《江南》半月刊也同时开印。

1941年7月，因日伪在江南地区大举进行“清乡”，江南社奉命撤销，《大众报》和《江南》半月刊亦同时停刊。

《大众报》和《江南》半月刊，坚持以抗日为宗旨，为宣传抗日，鼓舞抗日士气发挥了无法替代的喉舌作用。它们既是抗战的号角与火炬，又是抗战的文献与见证。虽然历经岁月侵蚀及其他缘由，能留存下来的《大众报》和《江南》半月刊少之又少，但后人仍可从那存留下来的一页页发黄纸张上，看到前辈们在抗战岁月中顽强拼搏的不屈身影，看到在苏南这块革命热土上所演绎的抗战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