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理事钱俊瑞已参加中国共产党，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委员，参加“文委”的领导工作。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由“文委”派钱俊瑞来领导。从此，该会就成为党的外围组织。在当时风雨如磐的年头里，“文委”积极地把被打散的共产党员和文化界左翼进步人士的力量积聚起来，组成了一个以读书会为核心、以《中国农村》、《中国经济情报社》（该社由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理事姜君辰为主编）和《新知书店》三个公开的出版机关为战斗阵地，研究马列主义，传播马列主义，宣传中国革命思想，举起批判旗帜同托派作斗争，批判形形色色的改良思潮。

《中国农村》诞生之时，正是中国工农红军进行长征之际。国民党的宣传机器为配合军事“围剿”，对中国共产党进行造谣诬蔑，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进行歪曲攻击。《中国农村》在白色恐怖弥漫下，以学术团体刊物的身份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合法斗争。

《中国农村》各时期的文章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从理论上阐明中国共产党的有关政策，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和战斗性。首先是对托派理论的批判，在继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后，又展开了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这是前一阶段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继续和深化。钱俊瑞、孙冶方、薛暮桥等发表文章，运用在农村调查中所掌握的大量实际资料，雄辩地证明中国还是一个受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统治的半封建的国家，必须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特别要反抗妄图并吞全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有力地驳斥了托派提出的“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民主革命已经完成”等谬论。其次，批评以“乡村建设派”为主的各种乡村改良主义运动。当时，在日本军队步步入侵下，国势垂危，不少地区的贫苦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起反抗，而一批改良主义者却在提倡封建道德，鼓吹乡村改良，其中以山东邹平乡村建设学院最为著名，同时还有“平民教育运动”。1935年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和“十二月决议”发表后，《中国农村》的主要内容改变为号召乡村工作者大团结，共同为抗日救亡而奋斗。

《中国农村》还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批判资产阶级学者各种庸俗经济学、庸俗社会学的理论观点。当时，这类学者推行的农村调查研究方法，是只注意农业经营和生产技术，往往摭拾一些表面现象，否定阶级矛盾、阶级剥削的存在。《中国农村》用客观实际材料对这类学者的理论进行分析批判，指出只有进行土地革命，消灭封建剥削，中国农民才有出路。当时，一些学术团体如中国地政学会等和资产阶级学者曾多次举行有关农村问题的学术讨论会，《中国农村》对于他们的讨论和决议，进行了深入具体的分析批评，指出其正确之处和错误之处，文章具有强烈的说服力，对于被批评的团体的成员有很大影响。

《中国农村》还辟有“农村通讯”一栏，报道各地农村经济、农民生活情况，通过通讯联系，指导并团结广大的农村青年读者。《中国农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仅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政策方面作出了贡献，而且也起到了团结广大青年为革命事业进行斗争的作用。

《中国农村》共出版八卷。第一、第二、第三卷为月刊。抗日战争爆发后改为“中国农村战时特刊（半月刊）”，并将其作为第四卷先后移至南昌、长沙、汉口出版。自第五卷起移到桂林出版。第六卷起恢复为月刊。1943年 5月，《中国农村》遭到国民党政府禁止而停刊。《中国农村》前四卷由薛暮桥主编，移至桂林出版后，先后由千家驹、张锡昌、姜君辰、秦柳方等负责编辑。

无锡博物院所藏的《中国农村》第一卷合订本，为薛暮桥本人珍藏的原版本，后由其女儿薛小和捐献给原无锡革命陈列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