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质，32开本。

该《中国农村》第一卷合订本（内含《中国农村》创刊号），是上世纪30年中期由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编辑出版的进步刊物。

1929年春，陈翰笙（此时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员、著名学者）受蔡元培之邀在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任副所长（所长由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兼任，实际工作由陈翰笙主持）。陈翰笙在研究所内领导了一批进步青年从事农村调查，取得第一手材料，用以证明土地革命的必要性。不久，陈翰笙受到国民党右派的排挤，难以在研究所久留。他在撤离研究所之前，就以研究所的同志为骨干，加上曾在各地参加过农村调查的调查员，并吸收社会名人吴觉农（中华农学会会长）、孙晓村（农村复兴委员会专员）、冯和法（农业经济学家）等，于1933年12月在上海组织成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1934年8月，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在上海举行扩大会议，选举陈翰笙为理事长，吴觉农为副理事长，孙晓村、王寅生、钱俊瑞、姜君辰、张锡昌、冯和法、孙冶方、薛暮桥等为理事。接着创办《中国农村》月刊，10月10日在上海出版创刊号，由薛暮桥、张锡昌和陈洪进共同编辑。不久，张锡昌、陈洪进离开上海,《中国农村》由薛暮桥主编（对外宣布由冯和法主编），孙冶方也常来协助。

《中国农村》在第一期的《发刊词》中就明确表明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革命性质：“本会为谋民族独立全世界和平，而从事中国农村经济的研究”，“根据我们底目标来研究农村经济，最根本的问题是要彻底地明了农村生产关系和这些生产关系在殖民地化过程中的种种变化。简单的说，就是要找寻那些压迫中国农民的主要因子。这些压迫中国农民的主要因子一经铲除，非但农民可以活命，我们的民族也便有翻身独立的一日。同时，中国民族的独立，间接地可以促成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消灭，完成全世界的和平和全人类的自由。”

此时，要在白色恐怖严重的上海创办进步刊物，是很不容易的。为创办《中国农村》，掩护这株革命幼苗，陈翰笙煞费苦心，团结当时可以团结的知名人士，争取公开出版发行该刊。为此，他在《中国农村》创刊时请蔡元培题写刊名。通过王昆仑和孙晓村的关系，在国民政府内政部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登记，由孙晓村、冯和法为代表人。刊物上写的地址是南京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由上海黎明书局发行（后改由钱俊瑞、薛暮桥、徐雪寒等人集资创办的新知书店发行）。上海国民党市党部由吴觉农负责联络。陈翰笙还亲自与前亲法的外交部长顾维钧一起，到法国驻沪总领事馆面见法国总领事，办理在上海法租界蒲柏路赓馀里18号编辑部的登记证。这张登记证，后来为掩护他们在这里从事革命活动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

1935年，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理事钱俊瑞已参加中国共产党，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委员，参加“文委”的领导工作。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由“文委”派钱俊瑞来领导。从此，该会就成为党的外围组织。在当时风雨如磐的年头里，“文委”积极地把被打散的共产党员和文化界左翼进步人士的力量积聚起来，组成了一个以读书会为核心、以《中国农村》、《中国经济情报社》（该社由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理事姜君辰为主编）和《新知书店》三个公开的出版机关为战斗阵地，研究马列主义，传播马列主义，宣传中国革命思想，举起批判旗帜同托派作斗争，批判形形色色的改良思潮。

《中国农村》诞生之时，正是中国工农红军进行长征之际。国民党的宣传机器为配合军事“围剿”，对中国共产党进行造谣诬蔑，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进行歪曲攻击。《中国农村》在白色恐怖弥漫下，以学术团体刊物的身份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合法斗争。

《中国农村》各时期的文章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从理论上阐明中国共产党的有关政策，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和战斗性。首先是对托派理论的批判，在继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后，又展开了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这是前一阶段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继续和深化。钱俊瑞、孙冶方、薛暮桥等发表文章，运用在农村调查中所掌握的大量实际资料，雄辩地证明中国还是一个受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统治的半封建的国家，必须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特别要反抗妄图并吞全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有力地驳斥了托派提出的“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民主革命已经完成”等谬论。其次，批评以“乡村建设派”为主的各种乡村改良主义运动。当时，在日本军队步步入侵下，国势垂危，不少地区的贫苦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起反抗，而一批改良主义者却在提倡封建道德，鼓吹乡村改良，其中以山东邹平乡村建设学院最为著名，同时还有“平民教育运动”。1935年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和“十二月决议”发表后，《中国农村》的主要内容改变为号召乡村工作者大团结，共同为抗日救亡而奋斗。

《中国农村》还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批判资产阶级学者各种庸俗经济学、庸俗社会学的理论观点。当时，这类学者推行的农村调查研究方法，是只注意农业经营和生产技术，往往摭拾一些表面现象，否定阶级矛盾、阶级剥削的存在。《中国农村》用客观实际材料对这类学者的理论进行分析批判，指出只有进行土地革命，消灭封建剥削，中国农民才有出路。当时，一些学术团体如中国地政学会等和资产阶级学者曾多次举行有关农村问题的学术讨论会，《中国农村》对于他们的讨论和决议，进行了深入具体的分析批评，指出其正确之处和错误之处，文章具有强烈的说服力，对于被批评的团体的成员有很大影响。

《中国农村》还辟有“农村通讯”一栏，报道各地农村经济、农民生活情况，通过通讯联系，指导并团结广大的农村青年读者。《中国农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仅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政策方面作出了贡献，而且也起到了团结广大青年为革命事业进行斗争的作用。

《中国农村》共出版八卷。第一、第二、第三卷为月刊。抗日战争爆发后改为“中国农村战时特刊（半月刊）”，并将其作为第四卷先后移至南昌、长沙、汉口出版。自第五卷起移到桂林出版。第六卷起恢复为月刊。1943年 5月，《中国农村》遭到国民党政府禁止而停刊。《中国农村》前四卷由薛暮桥主编，移至桂林出版后，先后由千家驹、张锡昌、姜君辰、秦柳方等负责编辑。

无锡博物院所藏的《中国农村》第一卷合订本，为薛暮桥本人珍藏的原版本，后由其女儿薛小和捐献给原无锡革命陈列馆。

（谈 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