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套“江南商业货币券”，是抗战时期苏南抗日民主政府发行的辅币，面值分壹角、贰角、伍角三种。壹角券、贰角券正面都以江南寺院、古迹为主图，伍角券仅以几何图案为饰，均为平版印刷，制版精良。其中贰角币和伍角币正面分别有“积成拾角兑付国币壹圆”和“每拾角兑付国币壹圆”等字样，1940年印制，1941年间流通于苏南抗日根据地。

１９４０年５月，谭震林化名林俊，奉调进入苏南东路（宁沪铁路线常洲以东）地区，任江南抗日救国军司令兼政委、中共东路军政委员会书记，创建了苏（州）、常（熟）、太（仓）和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抗日根据地。当时在苏常太、澄锡虞抗日根据地的流通领域内，曾一度发生了市镇、农村辅币缺乏的困难，其主要原因是日寇大肆搜括战略物资，特别是对银元，银毫及铜元的大量掠夺，造成了市面辅币的紧缺。此时社会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代币券、流通券，乃至出现了擅自发放的圆以上主币，造成货币可以自由发放的混乱状态，货币管理已经到了无权威和无法制的局面。据苏州党史资料《抗日中的东路》记载，当时货币“紊乱情状，达于极点，既无基金之保证，又乏法定之手续，致成任何人均可发行，漫无限制之现象，纸券、竹筹、铅币充斥市场，甚至赌场筹码，亦皆通用。券面金额分、角、一元固无论矣，五元竟亦有之，种类复杂，甲地之券，不能用于乙地，使用者颇多困难。长此以往，危害整个社会经济甚大焉。”

为使各地票券趋于统一，巩固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与社会稳定，抗日民主政府决定对根据地内部进行货币整理。1941年春，苏南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简称专署）经济委员会发布《整理与取缔代币券的暂行办法》，并成立商业货币券基金保管委员会，发行“江南商业货币券”。原先各公团、行商及个人发行的代币券等辅币逐一收回销毁，并依法申请领取使用“江南商业货币券。申请经批准后，需将其基金20%不动产契书或单据一并缴送基金保管委员会保管，再凭收据领取新券，新券加盖暗记后方可使用。由此可见，“江南商业货币券”之发行，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而且有充分的准备基金保证。所以，“江南商业货币券”发行后，信誉很高，群众普遍欢迎，在苏南抗日根据地流通无阻，成为当年根据地内主要使用的一种辅币，原有的不良币券被逐一清除，根据地内各地区货币渐趋统一。

然而，当时的伪政权极力禁止“江南商业货币券”的发行和流通，宣布“凡收该货币者，即以扰乱金融罪论”。1941年7月，日伪集中重兵开始对苏常太地区进行“清乡”。8月上旬，在日伪对澄、锡、虞地区实施第二期“清乡”前夕，新四军六师师部和江南区党委为适应斗争需要，决定撤销专署(即专员公署)、县、区三级公开的抗日民主政府。9月，日伪相继进入澄锡虞地区，开始第二期的残酷“清乡”，根据地大部分地区重新沦为日伪统治。此时，伪政权的清乡委员会到处张贴布告晓谕，要求严密查禁“江南商业货币券”。同年11月19日，又在苏州伪政权办的《江苏日报》上刊载《布告晓谕》“严密查禁使用”，并刊载了“江南商业货币”壹元券正背照片，要求市民收到此钞立即焚毁，不得藏匿。“江南商业货币券”被迫停止流通，大批新券毁于战火。

该套“江南商业货币券”辅币，是当年江阴祝塘镇一农户冒着生命危险，将它藏于屋背瓦当之中，躲过了日伪的“清乡”搜剿，直至1988年其后人拆屋时才被发现。

（肖根荣）

面值壹角的江南商业货币券：纸质。长12.5厘米，宽6厘米。

面值贰角的江南商业货币券：纸质。长10厘米，宽5厘米。

面值伍角的江南商业货币券：纸质。长10厘米，宽5厘米。